“即使醫院完全取消藥品加成、處方允許外流，對我們來說，也基本沒什么影響，我們和連鎖藥店比起來，差得不是一點半點。”沈立軍(化名)對新金融觀察記者表示。

比起這個消息的威懾力，“繼續還是放棄”是讓沈立軍頭疼的問題。

幾年前，沈立軍在天津市開了一家藥店。當時的情況是，“兩方老人都沒法留在天津，孩子剛上小學需要接送，就想開個自己的店，時間相對自由。”

因為“家里有親戚干過藥店，相對容易上手”，所以開了一家藥店。

沈立軍的妻子辭職，專職經營藥店，并雇了兩名店員。雖然接送孩子的問題解決了，但是藥店的經營情況卻并不如意。

“開始一年半都是入不敷出，從第三年才開始有盈利，但是后來隨著附近又開了幾家藥店，還有連鎖的，我們的日子就越來越難了。”沈立軍回憶。

去年秋天，為節約成本，店里已經辭退了一名工作人員。“今年農歷年到現在，所有成本除去，沒什么盈利。”

4月底，之前一年的租約就要到期，沈立軍一直在猶豫，到底還要不要繼續開下去。“現在孩子也大了，真不想做了，但不做了吧，也挺可惜的，現在最希望有人愿意接手藥店，我把它整體轉讓出去。”

顯然，即使是將全面實施的“取消藥品加成”，也并未能讓沈立軍對藥店的未來再抱有希望。

“很多醫院里面都有藥店，或是和醫院相關的盈利機構，這些處方藥的需求也很難流入普通藥店，像我們這樣的單體藥店就更別說了，即使有那么一點點需求，也是杯水車薪。”沈立軍說。

“根本沒法比”

走到今天，沈立軍對當初開單體藥店的決定有些后悔。

“其實，那個時候我們可以選擇加盟連鎖藥店的，但覺得要交加盟費、管理費，還要受制于人，不自由，所以才自己單干。”他說。

可是，做了之后才發現單體藥店，尤其是他的這種新開的、沒有任何基礎的單體藥店和大型連鎖藥店“根本沒法比”。

“最大的劣勢在于進藥的價格。”沈立軍說。

他的店主要有兩種進貨模式，一種是從藥品批發商處拿貨，再有就是參加各種的藥品采購會。

“和藥批聯系，你要得少了人家都不給你送;去采購會，不但要搭上路費，而且很少有廠家愿意直接給我們訂貨，即使愿意也是要求自提，這又是一筆成本。”沈立軍說。

這些都無形中增加了單體藥店藥品的零售價格，而大型連鎖藥店的溢價能力就高很多，可以直接從廠家拿貨。同樣的藥，便宜很多。

此外，沈立軍不得不承認，消費者更愿意相信大品牌。

除了價格和品牌，第三方醫藥服務平臺麥斯康萊創始人史立臣還指出，大連鎖的管理也很正規，“表面上看管理成本高一些，但管理效率也高，而且分攤到每個店面的管理成本也就沒那么高了。”他對新金融觀察記者表示。

這一點得到了加盟藥店店主王海麗(化名)的證實。

三年前，王海麗在天津市津南區開了某大型連鎖藥店的加盟店。加盟費一次性收取，之后每年要交管理費，“藥品總部直接配送，所有入職員工總部都負責培訓，藥店有一個統一的管理銷售軟件也來自于總部，你只需要在店里賣藥就行了。”王海麗對新金融觀察記者表示。今年年初，她已經開了第二家店。

前景堪憂

沈立軍用“費時費力還不好賺錢”來形容開單體藥店的經歷，而他的店也只是眾多艱難度日單體藥店中的一個縮影。

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過去幾年的數據顯示，我國單體藥店數量由2011年的近28萬家下降到2015年的24萬余家。簡言之，四年時間單體藥店減少4萬家。

另一番景象則是，藥品零售企業的連鎖率從2011年的34.62%增加到2015年的45.73%。大型連鎖藥店的大規模擴張讓單體藥店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。

“2014、2015這兩年，是大型連鎖藥店跑馬圈地、大量并購的時期，有的用自有資金、有的借助上市融資，結果是很多地理位置好的單體藥店都被收購。”一位業內人士對新金融觀察記者表示，“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單體藥店在數量上的減少。”

此外，在政策方面，單體藥店似乎也不受青睞。

早在2013年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就發布了《關于加強互聯網藥品銷售管理的通知》，單體藥店一律不容許在網上銷售藥品。這就無形中切斷了單體藥店的一條銷售途徑。

而在去年底商務部發布的《全國藥品流通行業發展規劃(2016—2020年)》中還指出，到2020年要培育形成一批網絡覆蓋全國、集約化和信息化程度較高的大型藥品流通企業。藥品批發百強企業年銷售額占藥品零售市場總額40%以上，藥品零售連鎖率達50%以上。

單體藥店未來的路注定不容易。

“那些目前能撐下去的、有精力的還可想想其他辦法增加利潤，比如找個專家坐診或深入附近社區提供相關服務等，否則真的就只有不干或者被收購了。”沈立軍說。